这是一个中国人“财富大增值”的年代，也是一个家庭债务风险剧增的年代。比如在2016~2017这一年时间里，只要买了房，财富就直线上升。财富盛宴背后，是老百姓加足杠杆，锁定了未来25年以上的现金流。但很多人突然发现，财富增值了，钱也没有了。

　　有调查机构统计显示，我国家庭杠杆率近年来逐年攀升，2006～2016年杠杆率从11%上升至45%，2017年9月底更达到50%上下，10年间增长3倍。这一债务累积速度令人担忧。

　　1、从“怕欠债”到“高负债”

　　爱存钱、怕欠债、谨慎消费，这是老一辈中国人的理财观念。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，资产增值速度过快，年轻人比从前更愿意消费和贷款了。不知不觉，部分国人财务状态已经从“怕欠债”转变到“高负债”。

　　上海白领王小姐2016年在长风公园附近买了一套150多平方米的改善性住房，总价近千万，夫妻俩月供超3万元，这接近家庭月收入，平时开销要蹭老人的退休金。

　　北京34岁的李先生感叹，夫妻俩“啃老”买了房子，一套自住房、一套学区房，每年房贷要还20万元。家里6口人，俩娃上学，还要养车，合计每年支出超过40万元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
　　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，竞争激烈、压力大，他们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想到以后孩子长大点开销会更大，总是很焦虑。

　　李先生和王小姐的生活现状代表了一批在城市打拼的中青年“群像”。

　　之前，在网络上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深圳中兴科技员工跳楼和华为清退34岁以上员工等事件，暴露出“中年危机”的现实。在家庭负债压力过大背景下，中年人需要背负四座“大山”：房贷、车贷、赡养老人、教育子女。

　　很多家庭敢于高负债，是基于资产持续升值、收入不断提升，一旦出现资产估值水平下降、收入下降，家庭负债能力就不可持续。不敢辞职、不敢生病、不敢要二孩，成为当前不少家庭的真实想法。

　　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锋指出，从国际比较来看，2016年中国居民部门负债和劳动报酬之比是90%，而2008年不到50%；美国这一比值2008年是140%，2016年降到118%。可见，美国居民部门在去杠杆的同时，中国的居民部门在加杠杆。

　　负债跟劳动报酬的比值，可以衡量一个家庭的负债程度和家庭债务风险。家庭收入越低，负债和劳动报酬之比越高，消费倾向越容易受到债务影响。从90%的数字不难看出，快速升高的居民部门杠杆，正在对居民消费造成影响。

　　2、房贷成为中国家庭债务大头

　　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认为，现在中国家庭债务风险被忽视了，监管部门应该将它跟企业债和地方债风险放到同等重视的程度上来。

　　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，都在敲响家庭债务风险的警钟。2017年11月，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、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三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》指出，居民部门杠杆率依然延续上升趋势，从2017年二季度的47.4%上升到三季度的48.6%。

　　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家庭债务课题组发布报告指出，2013年至2016年，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0.7%上升到44.4%，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。

　　这还不包括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，如果将这些因素均考虑其中，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超过60%。

　　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家庭债务报告执笔者宁磊表示，2017年中国家庭短期贷款远远超过中长期贷款增速，说明一些家庭持有的现金、银行储蓄、金融资产等流动性资产趋紧，需要借短期贷款补贴流动性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像蚂蚁花呗、京东白条等网络消费贷款以及大量没有牌照的网络小贷迅猛增长，且尚未统计到银行短期贷款中，若将其都统计在内，家庭的债务杠杆会更高。

　　房贷成为中国家庭债务的大头。近期，西南财经大学下属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了《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》，报告调研了逾4万户家庭数据和12万家庭成员，发现工薪家庭平均总信贷需求额为26.5万元，其中房产信贷需求额为22.5万元。工薪家庭平均实际信贷额为12.5万元，其中86.3%是住房信贷。

　　可见，李先生和王小姐这样的买房负债群体，成为居民杠杆率飙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。

　　然而，巨大的债务压力、疯涨的房价，并未让中青年群体的购房欲望得到遏制。背后原因错综复杂，子女教育无疑是重要推动力之一。

　　想到继续增加负债买房，在京城上班、已在燕郊购房的宋先生感到压力倍增。“燕郊教育水平不高，公立学校教育水平还不如老家。为了孩子上学，硬着头皮也得去城区买套房。”

　　2017年以来，我国采取了堪称“史上最严”的房地产调控措施，但依然抑制不住居民买房的热情，甚至部分非住房贷款“暗度陈仓”流入房地产。

　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王梦雯表示，2017年3月以来，短期消费贷款同比走势大幅攀升，明显偏离稳中有升的零售额。按照社会零售额同比走势估算，2017年3月以来新增异常短期消费贷款金额约3700亿元，估计约有3000亿元流向楼市。

　　显然，这种变相“短贷长用”的行为，涉嫌违规操作。在冲击业务的压力下，商业银行普遍通过给个人直接授信等方式，来扩大城市居民贷款空间。相比住房抵押贷款，披着“新马甲”流入房地产的短期消费贷，存在更大的潜在金融风险。

　　3、警惕由家庭债务风险引发“灰犀牛”事件

　　虽然中国家庭债务与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，专家普遍认为不会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，但仍需警惕家庭债务风险引发“灰犀牛”事件。

　　在宁磊看来，目前美联储已开始缩表和加息，如果中国央行也提高基准利率，大量家庭的房贷支出将会大幅增加，给家庭资产流动性带来一定冲击。

　　此外，中国家庭的储蓄和收入增速趋势都是向下的，家庭债务的放大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出现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居民的银行储蓄、持有现金等流动性资产受到约束性影响后，会进一步影响居民消费，从而给中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。

　　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家庭杠杆率存在严重的分布失衡，具体表现在地区差异、年龄段差异等方面。

　　截至2017年8月，福建、广东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、新疆等16个省份的杠杆率超过50%。其中，福建省的家庭杠杆率达到105%。

　　如果家庭债务的累积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，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质量，还会拖累宏观经济，可能隐含系统性风险，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难度。

　　城市家庭杠杆率偏高主要体现在中青年家庭。那些在2015年后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年轻人，很可能是中国社会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。在一二线城市，年轻人买房除了向银行贷款外，通常还会向亲友借钱。

　　在高负债时代，这些中青年的财富最危险。如果房价出现较大波动，或者经济持续下滑，他们的家庭债务风险就会显现出来。一旦资不抵债、断供停贷，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。

　　摩根大通预计，到2020年中国家庭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至61%。家庭杠杆率增加将主要由信用卡快速增长和在线P2P贷款所推动。

　　IMF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）在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》中指出，当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10%时，家庭信贷继续增加可能会对GDP增长起到积极作用；当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30%时，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。

　　前面我们提到，即使不将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考虑在内，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4.4%。这个数据已经超过IMF给出的30%的警戒线。

　　中国家庭债务快速上升，对消费升级、金融安全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负效应值得关注。同时，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，有引发房地产泡沫的隐忧，须保持警惕。未来几年，不论是在宏观政策还是微观监管方面，都要多方位提前筹划，缓释风险。来源：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18年第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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